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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,开国上将阎红彦家中去世,让所有人为之震惊。
此时的阎红彦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书记、昆明部队第一政委,位高权重,却在这个时候去世,让人扼腕叹息。
这位在1955年授衔时,已经转到地方的将军,在经过多番考量下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,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例子。
那么,阎红彦到底为何在1955年时,在已经转到地方工作后,还被授予了军衔?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
1955年,新中国对全军上下所有的战士和将领,进行全面授衔,这次授衔实际上在建国之时就已经有了规划,但因为后续的朝鲜战争等问题,拖住了这次的授衔计划,最终1955年才再次启动。
当时我国刚刚建国不久,军队的数量很大,在战争年代立下功劳的人也非常之多,因此要是给所有人都进行授衔,就会有很多麻烦事。
展开剩余92%在大家的商议,以及一些老干部们的领头下,中央最终决定,对已经离开军队体系,转到地方去的干部们,就不参与这次授衔了。
而此时的阎红彦,已经被安排到了四川省任职省委书记,因此按道理来说,此时的他不应该参加这一次的授衔。
但阎红彦的职位比较特殊,除了在四川做省委书记外,他还兼任了成都部队的政委,这又是军队体系的职位,所以在中央进行商议后,已然决定将阎红彦算进军队体系当中,授予了他开国上将的军衔。
这个结果大家也都是认可的,毕竟阎红彦确实还没有脱离部队的体系,这样的决策是有理有据的。
阎红彦也没有因为此事而沾沾自喜,对于一个很早就加入革命的战士,他对于这些虚名并不在意。
他的心中只装着新中国,为人直来直去,在战争年代,他就是这样的性格。
延安整风运动时期,高岗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,编造了自己的革命历史,并要求阎红彦站在他这边,帮助他伪造这些东西。
阎红彦也是在陕甘地区工作多年的老革命,这支队伍的建立与发展,他最清楚不过,对于高岗希望他给自己作伪证的要求,阎红彦真真是厌恶至极。
他直接告诉高岗:“你的历史我是知道的,你不要把你包装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!”
这让高岗非常下不来台,两个人一整夜都在为此争吵,而高岗心眼比阎红彦更多,在这次争吵后他马上倒打一耙,说这些都是阎红彦对他的污蔑,甚至说阎红彦意图组织陕北师,向中央夺权。
这样荒谬的造谣,阎红彦根本理都不理,甚至在随后的党的“七大”会议上,直接揭发了高岗,并直接和高岗说,希望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。
这样的态度让自视甚高的高岗更加恼火,他甚至专门开了干部座谈会,要继续污蔑阎红彦,但污蔑之所以是污蔑,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,因此这次会议最终没有进行下去。
后来的历史证明,高岗确实是一个诡计多端,极有城府和算计的人,但在那个时候,高岗的地位更高于阎红彦,一度压制阎红彦,但阎红彦还是站出来指责他。
阎红彦大可随大流支持高岗,或者闭嘴不说话,但他还是站出来了,由此可见,他是一个心怀正直,直言不讳的优秀党员。
那么,除了与高岗的矛盾外,阎红彦在战争年代还有着哪些经历?他又是如何投身革命的呢?
1955年,已离开军队体系的阎红彦,却被特批授予上将军衔。
阎红彦将军一直是个直言不讳,不畏强权的优秀战士,在高岗的威胁和利诱下,他非但没有和对方同流合污,而是选择站出来揭发对方。
那么,这样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,当初是如何加入我党的?他在战争年代又有哪些功绩呢?
阎红彦1909年在陕北地区出生,他的家庭情况不好,家中只是贫农,因此对于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,他心中感触很深。
他在9岁的时候,还读过一段时间私塾,但是在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,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了。
到了15岁,家庭难以养育阎红彦了,为了生计他跑到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,也是在这里,他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,并在他们的影响和支持下,最终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。
加入我党后,年轻的阎红彦参加了陕北地区的清涧起义,可惜的是这次起义并不成功,不过阎红彦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革命的追求,而是继续在这里发展队员,组织工农武装。
1931年时,因为西安动荡不安,组织上认为这是个好机会,要求让阎红彦他们建立起陕西革命根据地,并组织一个陕西地区的游击队,来让我们在陕西地区扎根。
阎红彦等人秘密前往了吕梁山区,并在这里组织贫苦农民起义,顺利组建了游击队,而阎红彦则称为了这支队伍的大队长。
此时的阎红彦就已经表现出了极高的领导力和战斗力,在瓦窑堡战斗时,阎红彦带队直接冲进城里,迫使敌方退守待援,这一次战斗让阎红彦名声大噪,也让他登上了敌人的通缉令。
虽然阎红彦一直在打游击,但敌人找到了他的家庭地址,并对他的家人实施了残酷的围捕,甚至将他的老父亲抓捕入狱,受尽酷刑,直到1935年,我们彻底攻下了瓦窑堡,才将老人救了出来。
在打了一段时间游击后,阎红彦没想到没有被敌人击垮,反倒被党内的成员攻讦,当时与王明一伙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巡视工作,直接指责阎红彦他们是“逃跑主义”,撤掉了总指挥长谢子长的职务。
大家对于这个杜衡厌恶至极,但是形势逼人,最终只能忍了下来。
没想到才遇这样的糟心事没几天,在一次战斗中,面对敌方的反扑,高岗带着十多人临阵脱逃,让我们损失巨大,伤亡达到了七八十人。
对于这个刚刚萌芽不久的游击队来说,这可谓是灭顶之灾,高岗当时虽然被开除了党籍、军籍,但却没有丢掉小命,这才有了后来他胁迫阎红彦为他做历史伪证的事。
此时游击队的大家都情绪低落,路线左倾的陕西省委甚至要求游击队停止工作并解散,并安排了军委书记李艮接管游击队。
但李艮这个人根本不了解游击的重要性,改为平原战斗训练,他的到来让游击队战斗接连失败,省委不得不再次启用谢子长。
可惜此时的陕西省省委大都已经“左倾”,游击队还没有恢复元气,就再次被杜衡插手,谢子长和阎红彦被革职,送到了上海“受训”。
好在上海中央局识破了陕西这边的阴谋,认为两人没有问题,最终撤销了对他们的惩罚,安排阎红彦前往河北工作。
那么,在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迫害和威胁后,阎红彦是否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了?他后来又立下了哪些功劳呢?
1955年,已转到了地方的阎红彦,却被特批授予上将军衔,原因为何?
在陕西地区被污蔑和迫害的阎红彦,前往上海后,却被这里的同志们洗脱了冤屈,被安排前往河北工作。
那么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打击后,阎红彦是否恢复过来了呢?他在后来的战争时期,又立下了哪些功劳?
阎红彦来到河北工作后,也并不算很顺利,因为为人正直,对于任何看不惯的事情,他就会说不,因此他在这还是被人针对,甚至短暂撤职。
看到他这样的情况,中央在1934年安排阎红彦前往苏联,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,在会议开始之前他短暂在莫斯科停留学习。
但这段难得的安宁的经历,却没能维持很久,就在这一年上海中央局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迫撤离,上海本来就是和莫斯科进行远程联系的重要节点,这样一来我们与苏联的联络就彻底断了。
为了恢复双方的联系,阎红彦临危受命,带着密码潜伏回国,最终连本来要参加的大会都没能参加。
因为不知道国内的具体情况,阎红彦一路伪装,从新疆入境,打扮成一位商人,然后在西北地区寻找队伍的痕迹。
一直到了陕西境内,他才打探到了红军此时已然结束长征,到了陕北,这才找到了组织。
不过,阎红彦回来的有些晚了,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,林育英也带着密码返回,并比阎红彦回来的更早一些,但阎红彦不畏艰苦,甚至放弃重要的大会机会回国送密码的精神,还是被大家认可。
因为阎红彦有着相当丰富的游击经验和带兵经验,回到国内后,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带兵打仗上,此时的党内也不在像以前一样混乱,而是非常团结,这让阎红彦不再因为那些明争暗斗的琐事而头疼。
但这并不代表,阎红彦对交际的事情不了解了,他从来只是一个性子正直又热烈的人,但只要是对革命有益处的事情,阎红彦都能办的漂亮。
1947年时挺近大别山作战结束后,时间来到了10月,入秋的大别山区极冷,但很多战士们都只有单衣穿。
阎红彦接到中央指示后,马上出发,在六安党组织的协助下,与当地的商人和资本家进行沟通,最终筹借了大批量的布匹和棉花送进了大别山,让战士们穿上了冬衣。
1949年,新中国成立后,党中央本来想从二野抽调三个人去当驻外大使,阎红彦也在名单里,但他打心底里烦这些事情,就想留在部队里,最终中央也有些无奈,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虽然没有被外派去当驻外大使,但他最终还是被安排到了地方,去负责地方的经济和发展,好在还兼任了成都部队的政委,没算彻底脱离军队。
虽然说是更希望留在部队里,但只要在岗位上,阎红彦就丝毫没有松懈过,为了四川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,后来又上任云南省委书记。
在这段时间里,阎红彦让云南粮食产粮远超之前,一跃成了当时全国生活条件改善最好的省份之一。
1967年,阎红彦在家中壮烈牺牲,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所有针对他的人为之骇然,他的去世让老兄弟、老朋友们都非常难过。
直到1978年,阎红彦的骨灰才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,这位刚烈的将军,总算得以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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